文/王 路易
在二十世紀裡，便捷的交通，突破了地理上的障礙；傳播科技的發達，使得資訊傳遞快速，文化交流潺潺不斷，這個地球已經被縮小了！
國際網路的開始，與其它重大發明一般，是起於個人無心之舉，意外的用電腦程式寫出了起名叫「馬賽克」的瀏覽器；這是所有現今瀏覽器的前身。隨著電腦的性能與價位成反比消長後，快速運算能力的個人電腦，在商業競爭的鼓號聲中，迅速的普及至一般大眾，有了新款瀏覽器支援的電腦，可引領大眾直入國際網路的虛擬世界。電腦似乎將如同電視電話般，在未來成為一項生活的必需品了。
在這個世紀之初，電子科技有了突破。當收音機問世時，人們群聚於收音機旁聆聽千里之外的消息，播報員的聲訊，像催眠曲一
般，引領聽眾進入自由聯想的空間。兩次世界大戰給了收音機最初發展的舞台，靠著電波傳播網，人們延伸了聽覺的距離，也建立了一個以收音機為意見中心的世界；遠方激烈的戰況，領導人物滔滔的政治宣言，都從一個方盒中展開；逐漸，主流社會的脈動，即使位於偏遠小宅的人們也可以分享。人們開始膜拜科技，紛紛以擁有〞方盒〝而自重，找一個自己喜愛的頻道以自娛，成了一種高級享受。
在這個世紀中，收音機不再是「酷」玩藝兒了，具有傳遞影像能力的電視開始侵入大眾社會中；人們又開始群聚於電視螢光幕前接受新訊息，這回有了具體畫面，不用再憑空去想像「肉感豔星」是個什麼樣的形容詞了。運動賽給了電視最好的發展空間，威廉波特是什麼樣的窮鄉僻壤沒人在乎，人們只知道那是家鄉子弟兵名揚異域的棒球場代名詞。一切的形容詞都有了具體的形象後，電視科技擴展了視覺空間，也縮小了想像空間。
是的，形象速食般的創造，文化的意涵依著商業標準而波動，收視率是衡量優劣的指數，各式娛樂招數奇出，百丑獻技，以博一笑。在呎尺間的螢光幕前，稚齡兒童放棄了喧鬧的特權，失落的靈魂找到了依歸的偶像，閤家即使無言也能共享一個團圓的夜。電視網路創造了大眾文化及一個神話。
電磁科技所帶來的電訊技術，由最先以長短音訊到直接以說話相互寒喧，人們可以相互溝通於千里之外，由數家分享一支電話、每家一支電話到每人一支電話，現代人人都能抱著電話筒說上好幾個小時的，已不需要什麼特殊才能了！要打國際電話唯一的障礙，是每分鐘的計價單位。世界各地的電話網串聯，讓國際商業交流迅速，讓散落在各地的親朋好友們，仍能連繫在一起。當然，電話網路仍是目前電腦網路的基礎，未來可就不一定了。
另一方面的發展上，光學與化學科技的融合創造了電影工業，加上聲樂的陪襯，觀眾陶醉在大螢幕前。歷史文化的保存不再只靠印刷文字，還多了電影膠片這個媒介。單場的戲劇表演得以無限的複製，野台戲被一個燒弧光的機器取代，人們渴望娛樂及被愚弄的心理，給了電影最好的發達機會，在百分鐘間，史詩可以流暢的供人縱橫，低俗趣味也能博得喝采，時空交錯，飛天遁地，陰陽顛倒，任憑想像；科技越發達，電影內容就越豐富，人們的話題跟著天馬行空。銀幕裡的英雄美人取代了現實生活的人物，內褲外穿不會是嘲弄的對象，反而是崇拜的超人偶像，全因神奇的電影。讓天崩地裂之景能在一人之力下，撥亂反正。電影的院線網路，讓大眾以依廉的票價滿足一個昂貴的夢。
人們為了保存聲音，採用了電磁及光學科技，在一個世紀的發展裡，聽覺財產也有了保存的機會，從慷慨激昂的戰鬥進行曲到可憐可悲的小調吟唱，從章節工整的學院音樂到渙散閒適的靈魂爵士，樂符與詞律交融，直入心窩引發共鳴，唱片發行網像魔笛般，吸引忠實聽眾的耳朵及荷包。
二十一世紀在一片追殺”千禧蟲”，的聲浪中到來，移動手機成功變成人人都能擁有的科技產品。十年間，由大變小，再過十年，又由小變大，螢幕由單色變成彩色，由單一的通話功能變成一具迷你電腦，接上不段高速化的電腦網絡，wifi,Wimax,2G,3G,4G,5G……..nG。手機上了網，變成主宰現代生活的大神，能看電影聽音樂，玩線上游戲，轉帳繳費，生活百科，約會調情，全能的在手機上完成。
現代社會，百業鑽營，各式網路紛紛裝進這互聯網了，公司行號建立商品銷售網，學院機構推展線上教學，研究單位擴大學術交流，新聞傳播建立全球聯線，營銷江湖建立起龐大水軍，個人建立起群組，人人以能在網路上自我表現而自豪。
數位科技的進步，將網路建立在電腦的終端機前，隨著個人的電腦，手機的普及，這個最初以美國知名學院主電腦所組成的學術資訊網，一躍成為全球網路傳輸主幹。在美國幾家大公司的推波助瀾的宣傳下，這個明日的大眾傳播媒體，正快速的發展中。透過電腦，未來將是個VR多媒體的世界，也就是說，所有構成傳統媒體的基因，都將溶於這個網路中；此外，這個網路還多了一項交互傳遞資訊所帶來的線上遊戲功能，魅力已在預料之中了！
對於網路的發展，各家的詮釋角度不同，政客認為這是落實民主政治的最佳工具，商家視其為最佳的國際廣告管道，學術界認為這是個地球村來臨的序曲，而傳播娛樂業則將視其為自電視以來，最具革命性的大眾傳播工具。至於網路將會是個什麼怪物？就如一般而知，媒體是中性的，因用途而定了！
1997年首稿寫於紐約市，刊於世界日報